佛教傳入中國的三百年後，中國的藝術家在中國的本土藝術上創造出一種既符合宗教典型，也相容於中原社會審美價值觀的新審美造像。這種改革成熟的中國佛教藝術，在魏晉南北朝做了首次了不起的創造，魏晉南北朝是中國「文」的自覺的時代，也是「人性」自覺的年代。這個時代的藝術自覺展現了當時對於藝術特徵規律的鑽研，美術理論體系的建立，使藝術獨立成文化與人性自覺的體系，它所表現的價值觀既不同於希臘式，也不同於印度式。中國佛教美術所表現的「法相」，除了外在的造型，更重要的是藉由外在的造型而體現內在所散發出的氣質，展現佛像禪定慈愍靜寂的內在精神韻致。
首先，中國佛教造像消化了印度佛教美術強烈的肉感和性感特徵，中國思想中有一部份重視的是超越感官慾念的理性思考，強調人性的價值，在中原文化中這種外來的肉感與性感內容被有意無意的淡化、詩化。印度笈多式造型薄紗貼體的佛像(當時中國稱為「裸佛」，後來北齊曹仲達所繪佛像成為「曹家樣」也稱為「曹衣出水」當據此而來)，表現在作品中明顯的性徵減化，肉感不再是造型重點，佛與菩薩向中性轉化，藝匠們試圖以理想化的形像來表現超越感官情慾的宗教永恆性。所以我們很難在河西及中原的石窟中再看到這樣的造像。
其次，中國佛教造像也將希臘犍陀羅造形中的「真實感」，處理成概念化與抽象化。希臘化藝術對於事物的真實場景有一種忠實的敘述性，這必然促成對時間與空間的視覺的探索，也對所創造的對象有真實的描述，因此犍陀羅造像藝術也多了寫實的成份。
中國藝術中對時間空間本就有另一番詮解，它注意的不是真實的時空感，而是創造對象所在的時空流動所給予的融合感，換言之就是六朝以來所說的「勢」與「意」。「勢」與「意」必須藉著「形」來展現，所以不再忠實對物體的細節描述，而是以簡化概括與整體直觀來表現，使佛像所在的場景有如凝定在無時空的永恆中，這種方式跟佛教思想與老莊美學思想有若合符節之處。當我們走進敦煌、雲岡這些石窟中，很容易忘記時空的存在，彷彿亙古以來佛便在此地說法，千萬年來如是，千萬年後亦如是。
文／見諶法師